答案

(1)商鞅變法 ； 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獎勵耕戰 ；建立縣制)。

(2)科舉制度；繁榮與開放

(3)新經濟政策；政府干預經濟；對工業的調整

(4)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5)制度的創新促進(或推動、或加快)社會發展；(制度創新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等言之有理皆可)

解析

(1)根據材料和所學知識，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法令規定規定，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獎勵耕戰，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根據軍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廢除沒有軍功的舊貴族的特權。建立縣制，由國君直接派官吏治理。通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斗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后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由此可知，使秦國成為戰國后期最強大的封建國家的一次改革是商鞅變法 ； 其內容是，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獎勵耕戰 ；建立縣制。（任選一項即可）。

(2) 根據材料和所學知識可知，隋煬帝時創立進士科，標志著科舉制度正式誕生唐朝時完善科舉制度，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繁榮發展時期。這時期出現了“開皇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盛世局面，唐太宗等又采取開明的民族政策和開放的對外政策，使政治、經濟、民族、對外出現繁榮局面，因此，隋唐社會發展的總特征是繁榮與開放。

(3) 根據材料和所學知識，在列寧的領導下，1921年，蘇俄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并存，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為了擺脫經濟危機造成的困擾，1933年，羅斯福上臺就實行新政，目的是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指導，以消除經濟危機。羅斯福新政的中心措施是對工業的調整。由此可知，1921年，列寧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探索的政策是新經濟政策；羅斯福新政， “新”在政府干預經濟；中心措施是對工業的調整

(4) 根據材料和所學知識可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國人民實行改革開放，逐漸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5)通過以上史實的探究，制度創新與社會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符合本國國情制度的創新促進社會發展；

擴展知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年代，制度的頂層設計是個時髦的話題。頂層設計又稱為制度安排，它要秉承兩個原則，一是補救原則，就是在窮人經過自身努力并在社會能夠承受的前提下，還需要被救濟的原則；二是差別原則，就是在富人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的前提下，讓富人分享更多財富的原則。人是有差別的，所以要兼顧貧富兩極。

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上每個人都占有兩個相關的地位：平等公民的政治地位，他在收入與財富分配中的應有位置所規定的經濟地位。人的經濟地位最終決定政治地位，因此，制度的安排最終是經濟的安排，或收入財富分配中安排。具體體現在兩個原則：對于窮人是補救原則，對于富人是差別原則。

地位是由權利和自由權規定的，由平等自由權原則和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所要求的。如果這兩個原則實現了，所有的人就都是平等的公民，于是每個人也就都有了這種地位。

假定存在著某種基本結構。它的規則符合某種正義觀。它為這個制度承擔了正義的角色，它們就是正義的原則：它們規定了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它們決定了社會合作利益的分配。這種正義觀總的說來在社會上是得到承認的，體制是得到法官和其他官員公正而始終如一的管理的。就是說，同樣的情況都得到了同樣的處理，有關的類似之處和不同之處都得到了現行規范的確認。由體制規定的正確的規則經常得到遵守，并由當局予以適當的說明。

這種由法律和體制進行的公正而始終如一的管理，不管它們的真正原則是什么，我們都可以稱之為形式正義或程序正義。如果我們認為正義就是始終表明一種平等、那么形式正義就要求法律和體制在進行管理時應當平等地（就是說以同樣方式）適用于屬于它們所規定的各個階級的人。一旦這種平等被認為是對普遍規則的一種安排，那么它也就包含在關于法律或體制的概念中了。形式正義就是恪守原則，或者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就是服從制度。

法律和體制可以公平地得到實施，但仍然可以是不正義的。同樣情況得到同樣處理，還不足以保證真正的正義。這一點要取決于原則，因為基本結構就是按照這些原則構造起來的。如果假定一個奴隸社會或種姓等級社會，或一個鼓勵最專橫的歧視的社會，得到了公平而始終如一的管理，那也沒有什么矛盾，雖然這種假定也許不大可能。盡管如此，形式正義，或正義即一律的觀念，排除了重大的不正義。如果假定體制是相當正義的，那么，當局在處理某些具體情況時，應該公正無私，不受個人、金錢或其他不相干考慮的影響，這一點就十分重要。

就法律體制來說，形式正義僅僅是支持和保障合法期望的法治的一個方面。有一種不正義就是由于法官和其他權威人士在裁決權利要求時沒有能夠恪守適當的規則或對這些規則作適當說明。如果一個人的性格和愛好竟然使他傾向于這種行動，那么他就是不正義的。此外，即使法律和體制是不正義的，但只要它們始終如一地得到實施，也往往是比較好的。這樣，那些從屬于這些法律和體制的人至少可以知道它們要求的是什么，從而可以努力保護他們自己；而如果地位本來就已不利的人，在這些規則可能給他們以某種保障的時候，在某些情況下還要受到專橫的待遇，那么這種不正義就甚至更嚴重了。

另一方面，在某些情況下，背離現行準則以緩和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困境，則可能又是一件好事。我們這樣做究竟有多少道理，尤其是在損害誠心誠意建立在現行體制上的期望的情況下去這樣做究竟有多少道理，這是政治正義的一個復雜問題。總之，能夠說的是：形式正義的要求即服從制度的要求究竟有多大力量，這顯然取決于真正的體制正義和體制改革的可能性。

只要我們找到了形式正義，找到了法治和對合法期望的尊重，我們也就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正義．公正而始終如一地遵守規則的欲望，使同樣情況得到同樣處理的欲望，以及接受普遍準則實施后果的欲望．是同承認別人的權利和自由權以及公平分享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欲望或至少是意愿密切相關的。

從事某種行業的人常常發現，自由貿易違反他們的利益。如果沒有關稅和其他限制，這個行業也許不能始終保持繁榮。但是，如果從平等公民的觀點或地位最不利的人的觀點看，自由貿易是可取的，那么即使某些更具體的利益要受到損失，這種貿易仍然是正當的。我們應在事先就同意正義的原則，并同意始終按照某些地位的觀點應用這些原則。如果對有代表性的人的地位規定得比較狹窄，那就無法保證使每個人在每個階段的利益都得到保護。我們承認了某些原則和應用這些原則的某種方式，就必然要承認這些結果。當然，這不是說可以對自由貿易的嚴酷性放任不管。但是，應該從一種合適的普遍角度來考慮減少自由貿易嚴酷性的安排。

有人對公平機會原則提出異議，認為這個原則會導致冷酷無情的能人統治的社會。因此提出補救原則。所謂補救原則也就是對不應有的不平等要求予以補救的原則；既然出生和天賦的不平等是不應有的，那就應該以某種方式對這些不平等予以補償。因此，這個原則主張，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的人，為了提供真正的機會平等，社會必須對具有較少先天稟賦的人和生來社會地位就不大有利的人給予更多的關心。這種思想就是要補救在平等方面偶然因素所產生的偏差。在采用補救原則時，可以為教育智力較差而不是智力較強的人花費更多的資源，至少可以在他們一生的某個階段，例如早期學校教育階段這樣去做。

不管我們還有其他什么原則，補救的要求是必須考慮的。補救原則被認為是體現了我們的正義觀的要素之一。差別原則當然不是補救原則。差別原則并不要求社會去努力拉平不利條件，好像所有的人都應該在同一場比賽中在公平的基礎上一爭短長似的。但差別原則可以把教育資源加以分配，以提高受惠最少者的長遠期望。如果更多地關心天賦較好的人來達到這個目的，那是可以允許的，否則就是不能允許的。而在作出這個決定時，不應僅僅根據經濟效益和社會福利來評價教育的價值。教育的作用即使不是更重要的，也是同樣重要的，因為教育能夠使一個人享受他的社會的文化和參與社會事務，從而使每一個人產生一種牢固的自我價值意識。

差別原則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協議，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是一種共同的資產，并分享這種分配產生的無論什么利益。得天獨厚的人，不管他們是誰，只有按照改善競爭中失敗者的地位這種條件，才可以從他們的好運中得到利益。條件天生有利的人獲得利益，不僅僅因為他們更有天賦，而只是因為彌補他們的訓練和教育費用，也是因為他們把他們的才能用來幫助較不幸的人。

任何人不是天生就應該有較大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應該在社會上占據一種比較有利的起點。但這并不是說要消滅這些差異。消滅這些差異另有辦法。可以把基本結構安排得使這些偶然因素有利于那些最不幸的人。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建立這樣的社會制度，其中沒有一個人由于他在自然資產分配中所處的任意地位或在社會中的初始狀態，或者得益或者受損，而又不給予補償利益或得到補償利益，那么我們就被引向了差別原則。

人們在社會里生而具有某些地位，這也不是不正義的，這些都不過是天然的事實。什么是正義的，什么是不正義的，取決于體制如何來對待這些事實。貴族社會和種姓社會是不正義的，因為它們把這些偶然因素變成或多或少封閉的和擁有特權的社會階級最后歸宿的基礎。這些社會的基本結構把自然的隨意性具體化了。但是人們沒有必要聽任這些偶然因素的支配。

社會制度不是人類無法控制的一種不可改變的秩序，而是人類行為的一種模式。按照正義即公平的觀點，人們一致同意要命運與共。他們在設計體制時相互約定，只有在有利于共同利益時，才利用自然的偶然事件和社會環境。這兩個原則是對付命運的隨意性的一種合理辦法；能夠實現這兩個原則的體制雖然在其他方面無疑仍不完美，但它們是正義的。

每個人的福利顯然決定于對社會合作的安排，沒有這個安排，任何人都不可能過上美滿的生活。其次，只有這種安排的條件是合理的，我們才能要求得到每個人的自愿合作。因此，差別原則看來就成了一種合理的基礎，那些有較好天賦的人，或者在社會環境中運氣較佳的人，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指望別人來和他們攜手合作。鑒于正義的合作制度就是公共規則體系和由這個體系確立的期望，凡是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狀況并做了這個制度宣布將予以報償的事的那些人，都有權得到他們的利益。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較幸運的人有權要求得到較好的地位；他們的要求是社會體制規定的合法期望，社會有責任去滿足這些期望。但是，這種“應得”的觀念是以存在合作安排為先決條件的。

地位較有利的有代表性的人決不能說，他應該得到某種合作安排，從而也就有了參加這種合作安排的權利，而在這種安排中，他可以用并不增進別人的福利的方式來獲得利益。他提出這種要求是沒有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