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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連云港花果山導游詞篇一
花果山古稱羽山、郁洲山、郁郁山、郁林山、東海山、蒼梧山、云臺山等，一直被人們視為古代傳說中的蓬萊、瀛洲、方丈三神山。其人文景觀源遠流長，文化底蘊十分厚重。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尚書·禹貢》上，就有關于這里人類活動的記載，五千多年前少昊氏族的遺跡也很多。花果山下的大圣湖底，就是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大村遺址。隋唐以來的古遺址、古建筑以及歷代文人墨客如孔子、李白、石曼卿、李清照、吳承恩、吳敬梓、李汝珍以及林則徐的游蹤手跡更是遍布山中。
花果山自古就有“東海第一勝境”、“海內四大靈山”的美譽。明嘉靖年間道教復興，又被譽為“七十一福地”。萬歷三十年(1620xx年)神宗皇帝敕封花果山三元宮為“天下名山寺院”。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皇帝為它親題“遙鎮洪流”匾額，以表示對花果山神靈的敬意。昔日的花果山孤懸海上，迷蒙飄渺，海市蜃樓屢屢出現，所以被視為海中的仙山。到了康熙五十年(1720xx年)后，海漲沙淤，游人才能“騎馬上云臺”了。
花果山氣候濕潤，土壤肥沃，山里林木蔥蘢、澗水潺潺、花果飄香、獼猴嘻鬧、奇峰異石、怪石云海、景色神奇秀麗。野生植物資源十分豐富，計有植物種類1700余種，其中中草藥就占了1190余種，眾多的金鑲玉竹、千年銀杏，又是國內罕見的古樹名木，因此成為江蘇省重要的野生植物資源庫，每年吸引了國內許多高校、科研單位、專家學者來此考察研究。
名著為仙山揚名，仙山為名著添色。如今花果山以古典名著《西游記》所描述的“孫大圣老家”而著稱于世，因美猴王的神話故事而家喻戶曉，名聞海內外。現實生活中的花果山與《西游記》里的花果山，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融為一體，相得益彰，形成了獨特的景觀風貌，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與《西游記》故事相關聯的水簾洞、媧遺石、南天門、七十二洞、唐僧崖、猴石、八戒石、沙僧石等景點，都會給人帶來無限遐想。濃郁的自然風光與燦爛的歷史文化，奇異的山水特色與多彩的神話傳說，使花果山充滿了神奇的魅力。
▲大村遺址
花果山下的大村，是座具有七千年歷史的古老山莊，從原始先民的部落到商代奴隸主的大墓，從西漢的“宣梁里”到今天的花果山鄉，在這塊依山傍水的土地上，古跡處處，滄桑歷盡。
大圣湖(原名大村水庫)里，是一處原始社會部落村莊的遺址，主要分布著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兩種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龍山文化，也稱之為黑陶文化，距今約四千年，相當于夏代之前的原始社會末期。大汶口文化比龍山文化還早，約在五千年以上。一八年，在大村水庫工程中發現了薄如蛋殼但十分堅硬的陶杯，這就是龍山文化典型的器物。而后，又相繼出土了燒煮食物的陶鼎，砍砸用的石斧、石錛以及盛放食物的陶盆、陶碗等，這些都屬于大汶口文化遺存。除了原始社會的遺存，大村遺址還曾出土過西周的奴隸主貴族墓葬，雖為殘墓，但卻有兩件大鼎、兩件小鼎和三件銅瓶。大鼎高達55厘米，口徑48厘米，是迄今江蘇省境內發現的最大的青銅鼎。鼎的飾紋比較疏簡，除鼎頸上有一周雷帶紋，頸上有二道弦紋外，器表其余部分皆樸素無紋。它與商代銅器制作精工、花紋繁麗的作風不同，有著比較明顯的西周晚期銅器的特征。可見，青銅時代的遺存在這里蘊藏得也十分豐富。
二、吳承恩與海州云臺山
《西游記》一開篇就描述了神奇而令人向往的花果山。“東勝神州，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為花果山。……”讀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現實生活中，真有這么一座花果山嗎?
應該說，連云港市的云臺山對吳承恩關于花果山的構思，是一個非常重要、深刻的啟發，是非常豐富的取材地。
云臺山自古是海中島嶼，直到康熙五十年(1771年)后，才逐漸與大陸相連。花果山是云臺山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山峰，明代隆慶三年(1569年)海州知州楊本駿《登清風頂》一詩這樣曾這樣描述：“山如駕海海圍山，山海奇觀在此間，乘興時來一登眺，恍疑身世出塵寰。”
宋代的蘇東坡在《次韻陳海州書懷》里也曾這樣歌唱它：郁郁蒼梧海上山，蓬萊方丈有無間，舊聞草木皆仙藥，欲棄妻孥守世寰。在那個年代，“滿山芳草神仙藥”的神話傳說已經是流傳很久的“舊聞”了。
《西游記》在描述花果山的一篇賦中還明確指出了山的位置：“勢鎮汪洋，……威寧瑤海……東海之處聳崇巔……”，云臺山俯海雄峙的形勢，一望可知，清帝康熙就曾為云臺山三元宮親題“遙鎮洪流”四字。東海在哪里呢?從唐開元七年的《東海縣郁林觀東巖壁記》到明代高登龍的《云臺山圖序》，都說明了云臺山在東海境內。
那么，吳承恩為什么會獨獨對海州(今連云港)云臺山投去注目的眼光呢?
正如全國首屆《西游記》討論會的總結發言所說的那樣：“吳承恩和海州的關系應當說是很密切的……《射陽先生存稿》，吳承恩的遺著是在海州發現的，而不是在淮安發現的……”。
吳承恩自號“淮海浪士”、“淮海豎儒”，就說明了他的海州情結。
在明代，海州隸屬于淮安府的一個行政管轄范圍，而陸路交通與水上舟楫，更為這種密切關聯提供了方便。據史料記載，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的云臺山三元宮廟會，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都不是一般的廟會所能比擬。明代三元宮的香火已達兩萬家，來自淮安、漣水一帶的香客占了半數以上，他們虔誠地乘船沿燒香河北上，直達云臺山下。現今花果山靈官殿內的功德碑上，那些助銀修廟的善男信女的籍貫幾乎全部是淮安一帶，無不顯示了淮安與海州之間的密切關聯。
在寫《西游記》之前，吳承恩對海州的風物掌故已十分熟悉，和海州人士的交往也很密切：他是淮安知府、《隆慶海州志》主編陳文燭家里的常客;他與《隆慶海州志》校對裴天佑是摯友;海州沭陽縣人胡璉是吳承恩的老師和舅輩;海州沭陽縣人吳萬山與吳承恩在淮安并稱為“二吳高士”，情深篤厚……
吳承恩和陳文燭常在一起高談闊論，各抒己見，進行思想上、詩文上的交流。萬歷十八年(1590年)，陳文燭為吳承恩的遺著《射陽先生存稿》作序，人去詩稿尚存，他不由回憶起當年一起開懷暢飲的情景，他說：“吳公談論詩文獨辟的見解，實在令人感佩不已啊!”，并把他與北宋大詩人張耒相提并論，認為他們是“各領風騷五百年”。
《隆慶海州志》的校對裴天佑，和吳承恩常有詩文互贈。他在贈裴天佑的詩里寫道：“投君海上三山賦，報我花間五色袍”、“海上仙人清風裘，翩然駕鶴來瀛洲”，如果不是身臨其境，恐怕寫不出這樣寓情于景的詩文。
吳承恩的老師胡璉世居海州，官至刑部侍郎。他字南津，《海州志》有胡璉及其子孫的詳細傳記。吳承恩與胡家的關系非同尋常，胡璉兒媳婦、孫媳婦壽辰的壽詞，都是由吳承恩執筆撰寫，并載入史料。
吳承恩死后，他的遺著幾近絕跡。可是，淮安人吳進卻在海州發現吳承恩詩文集的稿本。在吳進的哥哥吳用晦“世守之”的云臺山吳氏園林里，發現了吳氏家譜中的譜系：“世、金、承、鳳、讓”。吳承恩的父親叫吳銳，兒子叫鳳毛，這難道僅是巧合?
在吳家園林附近的長春庵，今尚有“天下第七十一福地”的古代石刻。這里隱居的秀才邱楚基，他和吳承恩是相處甚厚的文友。邱楚基寫信給吳承恩說：“……朵云飛來，知近有再臨云山之愿……若得知音共處，橫琴相對，樂何如也……”。吳承恩來過云臺山，并有再臨的意愿，邱楚基也是殷勤相約，且要知音共處。可見他們之間的友情是深厚的、真摯的。
正是因為吳承恩與海州的種種關聯，所以他選擇了海州云臺山，作為《西游記》里花果山的背景。
